胡乐云，浙江温州人。1948年南开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是该系中共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因为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列入阴谋逮捕的黑名单中，经党组织决定，1948年年底他就撤出天津，来到河北省西柏坡。1949年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他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经济系讲师。但是，胡乐云逃过了国民党的阴谋，却没有逃过1957年的“阳谋”。他在党组织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为其弟被温州市某单位定为“肃反”对象喊冤。他说：“事后证明，这完全是诬陷，可当时把我弟弟控制在单位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夜批斗。因为长时间隔离审查，连到食堂买饭的钱都吃光了，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托人把裤子卖掉，换来一些买饭钱，才不致饿死……”说至此，胡乐云不禁哽咽起来，流下了一行行伤心泪……好！这就给执行“阳谋”的人逮了个正着，定性为“控诉肃反的右派分子”。
1961年夏天，我从《中国青年报》“流放”到山西祁县。年底，时任祁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魏润堂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把我和胡乐云这两个右派调到祁县文化馆编写新的《祁县志》。他大我三四岁，是难兄难弟。两年后，新的《祁县志》编成出版，魏润堂又把我俩正式调入县文化馆任群众文化辅导员。从此，作为“脱帽右派”，我俩这对“难兄难弟”开始了十几年的共患难生活。
当时，我俩同处一个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里，朝南临窗两个办公桌面对面地摆放着，两个单人床分别靠着东西两墙。那年月，正如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胡乐云身高一米七左右，浓眉大眼，手大脚大，力气也大。那时，每月供二十七八斤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每天平均也就是八两左右，连我都吃不饱，胡乐云更不用说了，根本不够他消化的。有一个时期，我俩“两两计较”，把八两粮食分早上、中午“报销”了，晚上在房内的取暖火炉上，或白菜或胡萝卜，煮上一锅。他吃五分之三，我吃五分之二，连汤带水灌饱了肚子，倒头一睡，就把一天挨过了。据说在我来祁县前，胡乐云等右派分子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当时，全国著名诗人公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在太谷接受劳动改造。有次收工回驻地，经过一片枣林。成熟的红枣落满一地，其中一些都已腐烂了，有的社员饿得经不住诱惑，弯腰捡几个塞到嘴里，公刘见状也“如法炮制”，结果他以“右派分子偷吃”的罪名，被检举揭发出来，挨了批斗。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按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只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右派分子动辄得咎。公刘倒霉，大伙儿捡烂枣，就他一个犯了“偷窃罪”，真是有难辩，弄得“斯文扫地”。呜呼哀哉。
胡乐云不仅肚子大，而且具有“食肉动物”的习性，油大的肥肉、猪脑子、猪肠子皆为其所好。可那时，吃肉，如同吃山珍海味，几个月不知肉味，也不是稀罕事。凭票供应的肉，好像一月只有一二两。
祁县城当时有一两家餐馆卖肉菜，据说一两份过油肉的价钱，可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的自行车。我俩哪敢“问津”。馋得不行，就到庙会上转悠。那时不准养家禽家畜，谁养了就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但老天爷养的——譬如野兔之类，人民公社社员抓到后，拿到庙会上来卖，却不犯“割尾巴”之刑律，我俩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购买。回到文化馆，晚上胡乐云袖子一卷就操起刀来。孔老夫子说过：君子远庖厨。这时，作为原中央党校讲师的老胡，也顾不得“孔门教诲”了，俨然像个“屠夫”，三下五除二，就把野兔收拾了。两三个钟头后，一锅香喷喷的野兔肉，片刻就落到我俩肚子里。
饱餐白菜、胡萝卜和野兔子，也只是权宜之计。从部队复员到祁县文化馆的老孙头动了恻隐之心。他疏通他家所在村的生产队的队干部，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荒山坡上，让我俩开荒种地。于是，我俩又成了业余的开荒者，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就骑着自行车起早搭黑到那里开荒。然后，按农时去下种、锄地、松土……那山坡荒地只能靠天吃饭，老天爷哭得多时，地里的蘼子、土豆等杂粮就“丰收”，老天爷哭得少或干脆不哭，就该我俩哭丧着脸了。每逢这时，老胡就说：“聊胜于无。”学经济的，也只好这样来打“算盘”了。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两三年左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更紧了。过去，称地、富、反、坏为“四类分子”，此时右派分子被“升格”，统称“五类分子”了。我和胡乐云在劫难逃，到当时祁县集“五类分子”大成的劳力工大队当了“劳力工”。他身强力壮，成了钢筋工，我瘦小体弱，当了油漆工。修马路，修剧院，折腾了一年左右，才解散。
我和胡乐云又“联袂”回到文化馆，大概文教上的造反派头头，眼看这两个右派已榨不出什么“油水”，也没啥可斗的了，但也不能让其逍遥，就让我俩这对“难兄难弟”到祁县剧院去烧供暖的锅炉，当了锅炉工。等冬天一过，锅炉熄火，文教的造反派头头，和烈士陵园要了几分地，让我俩这对“难兄难弟”同时“转业”去烈士陵园当了“菜农”，给他们提供“后勤服务”。于是，我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城市过着“田园生活”。菜地里种些黄瓜、茄子、辣椒、白菜之类。播种、栽秧、锄地、浇水、施肥，也闲不着，只是落得个眼耳清静……劳作间隙，我俩就在烈士陵园用残砖破瓦搭建的抽水机房，抽根烟，聊聊天，虽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但从不涉及政治。因为那年月，一句话点到造反派的命门或犯了忌，都可以被说成是反革命，无须经过法律程序，造反派“一言九鼎”，就可以定罪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又来一个新“运动”，揭发、交待，没完没了，整得你不死也得脱层皮。只有一次，眼看“四人帮”的真面目已经败露了，人们都悄悄地议论着，我也忍不住对胡乐云说：“1946年我在重庆街头的报摊上，看到揭露江青就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兰萍的报道。”胡乐云说：“在延安，兰萍改名江青，就包藏着她的野心。”我说：“此话怎讲？”他说：“有道‘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就寓意她要超过当明星的昨天，来日爬得更高！你看，今天她不是从电影明星，成为主席夫人，号称‘旗手’了？”我笑着说：“将来你失业了，可以当测字先生，给人算命去。”说罢，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年左右光景，造反派拿不出任何材料和证据再给我俩“罪上加罪”，只好放了我俩，让我们回去各干各原来的工作。不久，我几乎遭上一劫。事情是这样：文化馆里的梁安葆是搞摄影的，他干得很红火，文化馆门前两大块宣传栏，经常换上各种宣传照片，往往要我帮他配上打油诗或顺溜之类的解说词，再让搞美术的王健雄美化一下。他要到北京买质量好的照相机，因我来自北京，道熟，要我陪他跑一趟。当然，我也乐意奉陪。1976年4月，回到北京，正好赶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第二天中午，我俩到了天安门，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前后左右，摆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和祭文，贴满在纪念碑周围和柏树丛中。它既是对周总理的悼念，也是对“四人帮”的揭露和声讨。那种悲愤和激昂的场景，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也深深感到公道自在人心，中国还有救。我心向往之，手也不禁痒痒，也就悄悄抄录了最欣赏的几首诗词。没想到，一回祁县听到“四人帮”认定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要各地追查：这些日子，谁去了北京？谁到了天安门？抄了多少“反革命诗词”？我有点担心，可半月过去，没有人追查。老胡说，“算你走运，你是跟着梁安葆去了北京。梁安葆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根正苗红’，无形中你等于投了‘保险’单，他保了你。”他一句话把我点醒了。那年月讲阶级斗争，连高等学府的大门也只有工农兵的子弟可以跨入，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批“工农兵学员”。
如此这般，胡乐云和我，又从菜农转为群众文化辅导员。我俩在祁县文化馆近二十年时间里，除去“十年浩劫”的前三四年，被批斗和“劳改”外，大部分时间，我俩虽在夹缝里求生存，这对“难兄难弟”仍尽绵薄之力，去做群众文化工作。新修《祁县志》时，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崔耀先同志，时任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和胡乐云就到北京去找他，请他支援祁县群众文化工作。因此，崔耀先同志在1963年至1966年之间，两次派该校音乐系师生来祁县“开门办学”。第一批由歌唱家姜家祥带队，有五六名师生参加。其中有两个当时该校的高材生傅耀珍和德德玛。德德玛后来成了红遍歌坛的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祁县期间也留下了一段“佳话”。他们在祁县县城和业余宣传队同台演出两场外，还去西六支公社和峪公社演出和辅导业余文艺骨干。峪公社的同志，拿出他们那里盛产的苹果和核桃来招待北京来客。大概蒙古姑娘德德玛在家乡很难见到核桃，有人剥开一个递给她，她觉得好吃，很好奇，就自己拿了一个。可是，陌生的核桃，壳是硬硬的，怎么剥开呢？她灵机一动，把核桃置于自己坐的木椅上，又找来一木板压住它，然后用臀部去撞击木板。可是核桃也没裂开，却惹得笑声一片。有个业余文艺骨干教她利用房门开启的空隙挤压核桃，核桃应声裂开。德德玛高兴地雀跃起来，如法炮制连压了几颗。从此，业余文艺骨干中就流传着德德玛吃核桃的“佳话”。崔耀先同志给祁县派来第二批培养业余文艺骨干的人员中，基本上是从解放军总政各文艺单位转业到北师大的艺术家。其中，有作曲的，有搞声乐的，有专长器乐的，还有一个专教舞蹈的王老师。文化馆由我和胡乐云、王士威、孔繁泽、张玉蓉陪同这些艺术家，来到北团柏大队的林校，招集全县近百名业余文艺骨干，分别在这些艺术家的名下受教。1976年6月，我俩又请到山西大学艺术系搞作曲、声乐、器乐的十几位师生，来祁县文化馆“开门办学”，继续为祁县培养群众文化骨干。
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到来，不仅为祁县群众业余文艺起了推动作用，也提高了胡乐云研究祁太秧歌的兴趣。他和姜家祥老师等人，研究如何发掘、抢救、整理祁太秧歌。他经常邀请散居在农村的一些祁太秧歌老艺人如田盲、张祖岱等来文化馆，通过他们，把祁太秧歌一首首原词、原曲唱出来，胡乐云用笔和录音机记录并进行整理存档。他常对我津津乐道，今天又整理和发掘了几首差点失传的祁太秧歌，曲调和原词，而且“念念有词”，颇为痴迷。我调侃道：你读经济学的时候，摆弄“1234567……”等数字，现在又摆弄 DO RE MI FA SO LA XI 等音阶，真“脱胎换骨”了。他呵呵一笑说：“入乡随俗嘛。”我原不知道祁太秧歌的曲调这么丰富，这么美妙，你听起来……他越说越起劲，我似懂非懂，只好跟着“嗯”“哈”了。如今已记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些啥……
他这人就是有股倔劲，一头扎下去，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要扎到深水区非探个究竟不可。他有段时间对祁县文化馆古今中外的几万册图书，包括几千册古籍发生了兴趣，就帮助管理图书的老孙头和史维贤进行登记、整理，没想到他竟从散落在书架上和地上的书籍中，发现了宋版孤本《昌黎集考异》，因此还受到国家文化部门的表彰。
1978年是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劫后余生的大喜日子。这年12月，我终于接到共青团中央给我平反的电报。不久，胡乐云也接到中央党校给他平反的通知。在我即将告别祁县文化馆去北京重回《中国青年报》工作，他也将去晋中党校就任副校长之际，我俩默默地坐在近二十年坐惯了的办公桌前，他突然念出曹植的五言绝句：“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笑着说，“阁下诗兴大发，必有所指。”他说：“我们的根是马克思主义。1957年被定为右派，多半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即使是民主党派人士，多数也是跟共产党共过患难，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力量……”我说：“我等总算熬过这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今天拨云霓重见天日。想想那些含冤而死的逝者，我等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说毕，我俩这对“难兄难弟”终于握手道别。
2010年夏天，我接到胡乐云儿子大平的长途电话，突然听到我这位“难兄”驾鹤西去的噩耗，悲从中来，我猛然感到：别后，我俩也有几次短暂的会晤，竟然没有问他：这些年是否回过曾经逃离的天津？我想如果他在1948年不是逃离天津，而是在1950年从南开大学走出来，以他的学识根基和钻研精神，一定是个著作等身的学者胡乐云了。然而，时势如此，夫复何言……
原载《太原晚报》2013年1月22日第38版
作者简介：陶厚敏（1929— ）,湖南湘阴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长沙高峰中学。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在沈阳《东北青年报》任编辑、记者。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报》任编辑、记者、评论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后，调回《中国青年报》任驻山西记者站站长，曾参与创办《星期刊》的工作，一度主持该报经济部工作。1985年调《太原日报》任副总编。1992年离休。1988年6月被评为高级记者。1994年被选为太原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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