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是晋商中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在长达150多年的茶叶贸易中，“长裕川”人创造了“两头在外”的，以国内外茶叶市场为导向；以“川”字牌三和、砖茶为名牌产品；以湖南、湖北茶山为优质生产基地；以“茶庄－茶行－茶农”为组织载体；以“行商遗要”为标准化操作规程的一条龙经营模式（笔者称作“长裕川模式”）。成为晋商万里茶路文化的一个闪亮点。对我们今天，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是晋商中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
祁县渠姓，基本上同属一个老祖宗。始祖名渠济，原籍上党长子县，明洪武初年迁居祁县，至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本文所述渠家，系城内东大街、新道街渠姓，即渠家十二世渠文浩的后裔，亦即清末民初全国闻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渠源潮、渠源浈、渠源淦、渠源涤、渠源道、渠源洛一家。
长裕川茶庄，由渠源潮、渠源浈之祖父，渠映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当时的商号叫“长顺川”。地点在祁县城内段家巷（现遗址保存完好，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渠映潢英年早逝，长顺川茶庄由三子渠长瀛接管。后由渠长瀛的两个儿子源潮和源浈继承。到光绪年间，由长子渠源潮主管号事，随将商号名改为“长裕川”。
渠源潮（1840－1917），字星海。因乳名叫田喜，故乡人称其为“田喜财主”。幼年读书，但未考取功名，步入商途。事父母以孝闻。虽出身富豪家庭，但不喜奢华，持家严谨，自奉俭约。生性宽厚，乐于助人，亲朋邻里受其周济者甚多。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灾，渠源潮与堂兄源道都曾捐巨资，赈贫济困，山西巡抚曾国荃则赠手书“载籍之光”匾额，以示褒彰，（光绪八年版《祁县志》予以记述）。长裕川茶庄，在渠源潮的精心打理下，生意日渐兴隆。早期在福建武夷山贩茶，中期转入湖南安化，后期开辟了湖南、湖北交界地的羊楼洞、羊楼司茶山。在汉口、长沙、南昌、扬州、十二圩、上海、成都、西安、张家口、绥远、天津等地设有分号11处。总号设在祁县城。总共有店员100多人，仅总号就有店员20余人。经过多年的摸索经营，基本形成了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加之一整套“以人为本”的股份制经营管理机制，长裕川茶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通过洋庄打入俄国、英国等欧美市场。获取得利润越来越高，据说，极盛时，每箱茶竟获利二至七两白银。每个帐期，每股可分红白银七、八千两，按当时的20股计，分红总额在十四至十六万两白银，以至于发生“四十万两白银”的传奇故事。渠源潮从长远的眼光考虑，居安思危，在长裕川赚取大把大把银子的红年，毅然从红利中扣除多达40万两白银的积累。他并不是出于保守，不愿扩大经营规模；更不是为以后安居而窖藏金银；而是考虑到经营茶叶“资本投入大，资金周转期长”的特点，加大资金积累的良策。但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笔巨款积累，竟落于日本侵略者强盗之手。
渠源潮生有本漳、本渊两个儿子。本渊只活了30岁，本漳的寿命也不长，在其独子渠晋山（字仁甫）十一岁时，得病身亡。渠源潮惨遭老年丧子之不幸，心情悲愤，痛惜至余，便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长孙渠晋山身上。渠仁甫是祁县有名的才子，光绪十九年（1903）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录取为县学生员。次年岁考，又列第一。民国六年（1917），渠源潮去世。商业重担便落在了渠仁甫身上。渠仁甫弃仕途而迫于从商。
渠仁甫不负祖父的期望，将长裕川继续做大，继而在已有两个四合院的基础上，盖起了南楼大院。
南楼院内，北面是闷房式统楼，南面是明楼，出檐走廊气势雄伟、气派。墙上有4幅砖雕书法条幅，为渠晋山的手书，字体庄重大方，凝重厚实，颇具功力。窗沿石条图案精美，人物山水，草木虫鱼，栩栩如生；文房四宝，形象逼真。南院门脸为大型青石立体浮雕。高约15米，宽10米。中间大门两侧，为长方形窗户。门窗门框架，全部由石雕镂空雕成；左右两侧为琴棋书画；窗楣框架上端各有两个童子手捧展卷，左为篆书匾额“恒其德”，右为隶书匾额“乐循理”；门楣为楷书匾额“福禄尔康”，匾下为锦鸡牡丹图；四条明柱刻有两副集古楹联，中间一副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兰亭集序》句），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左传》句）”张思睿书，阴刻篆体。两侧一副为“立德立言居之以敬，友直友谅尊其所闻，”清代大学士寿阳人祁隽藻书，阴刻楷体。两副楹联均以长弧形花瓶为底座。窗沿上方，两侧共有四头狮子，寓意“四时如意”，窗框则由八节竹节组成，寓意“八节平安”。窗台下为十二生肖图。底座右侧浮雕牧人及三只羊，寓意“三羊开泰”。右侧为鹿、鹤和松树，寓意“六合通顺”。整座浮雕气势磅礴，构思精巧，画面生动逼真，内容丰富，耐人寻味，为不可多得的建筑艺术珍品。
南北院中间修有青砖甬道，西端临段家巷筑有大门，门上建有阁楼；东端建有一座二层出檐阁楼，与大门阁楼遥相呼应。整座大院占地2039.73平方米，共有房屋66间，暗寓“六六大顺”，三面临街，院墙高耸，俨然一座城堡。现遗址保存基本完好，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是目前我国少有的大茶庄遗址。
渠晋山，不仅将长裕川发扬光大，而且倾注于教育救国事业。民国八年（1919），在祁县城内独资创办了祁县竞新私立小学校。1926年设立竞新图书馆，对外开放。民国中央政府曾两次嘉奖。他将竞新学校的前三名学生，破格录用到长裕川茶庄，大大提高了员工的文化素质。解放后，他把竞新学校、竞新图书馆以及竞新大操场等房产业，全部捐献给祁县中学。1952年，渠仁甫以特邀代表身份成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委员。1954年，被祁县人民推选为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又将珍藏的五百余部珍贵书籍，捐献给山西省文史馆。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茶叶衰落，很不景气。长裕川改营盐业和夏布。解放前夕，各地分号全都撤销，只留汉口一处，解放后，公私合营、并入太原瓷厂。
二、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创造了我国近代史上茶叶贸易的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模式
长裕川茶庄伙计王载赓遗留的《行商遗要》手抄本，为我们研究“长裕川”经营模式，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从这本史料分析研究“长裕川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市场为导向构筑茶叶营销网络
长裕川茶庄的总号设在祁县城内段家巷。在全国各地设有11个分庄。分庄以批发经营为主。设在长沙的分号，除做湖南的批发生意外，对了解掌握茶叶产地市场信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配备的店员多达10人。汉口分号至关重要。一方面全权负责对洋庄的外贸生意，成为长裕川对俄、英等国外贸易的窗口；另一方面，负责北上水陆两路的发货业务。光绪二年前，全部采用木船和牛马车、骡驮、骆驼运输。光绪二年，开始用大清国招商局的轮船发运。光绪三十年，开始用火车发运。《行商遗要》手抄本，具体记载了从汉口用轮船发往天津、上海等地；从汉口用火车发往祁县、榆次、丰台、石家庄等地的运茶各种费用。张家口、绥远（今呼和浩特），俗称东西两口。在两口设得分号，主要负责对蒙古地区茶商的批发业务，是长裕川批发业务的大头。每个分号，除掌柜外，配备店员8人左右。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长裕川还在江西的南昌，江苏的上海、扬州、十二圩，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河北的天津都设有分号。天津分号，在光绪二年后，成为轮船运输的重要中转站。从汉口运去的大量茶叶，经天津、运往东西两口。成为长裕川海上茶路的中心。十二圩分号，在后期经营淮北盐的大业务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
长裕川这些设在长城内外的营销网络，不仅成为占领国内外茶叶批发市场的桥头堡，而且成为了解市场信息的神经中枢。
（二）以质量为核心打造茶叶品牌
长裕川茶庄经营茶叶，视质量为生命。单从湖南安化办茶而论，首先注重茶叶的产地。《行商遗要》手抄本对产茶地有准确评价：“安化一都三都之茶甚佳，二都五都次点，四都更次，四乡不佳。文墨出于一都耳。”“设立开行（茶行）在一都三都之境。开行埠头小淹、边江、鸦雀坪，俱一都之界。株溪口、酉酬、黄沙坪，硚口、东坪俱三都界。”尤其，意味深长的一段叙述，更能看出长裕川人的办茶理念:“遗嘱，我号买黑茶，首重地土归正，择选产户潜心之家。预闻留心上年未摘子茶之货，必根条柔气、精力沉重，油水、色气、香味、种种皆佳，内外明亮，满碗俱青。此茶用心切买。思维前辈老板，创业招牌艰难，历年已久。宜深审辩，勿惜价而弃也，戒、戒、戒！”
前期办茶，基本上是用竹篓装散茶。随着市场的拓展，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逐步改进包装，发展到箱装、罐装、盒装。比如，批发给外商的红茶、花茶，用得是盒和铅筒包装，为得是长期保持茶香。后期，则进一步按照市场需求，发展到加工有型茶，不仅方便了运输和用户，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长裕川茶庄加工的型茶分为两种：一种是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呈圆柱形，每块重量62.5斤（折合旧秤1000两），内包装为纸，外加树棕防潮湿，外包装为竹编篓。据《行商遗要》手抄本载：“予旧号三和，齐嘉庆末年来安采办黑茶……。”说明，长裕川老号，在嘉庆末年开始到湖南安化采办黑茶，并以“三和”打造自己的黑茶品牌。据说，“三和”是寓意天时、地利、人和。可见用心良苦。据考证，“三和茶”就是“千两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故也称“千两茶”。后又加工制作一种小型长方体型茶，形似砖块，故叫砖茶。长约26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用铜制模，茶的上面压制有“长裕川茶庄”字样，下面压制有俄文。这两种型茶，在蒙古及俄国市场久负盛名。
（三）以茶行为纽带建设茶叶生产基地
《行商遗要》手抄本记载：“咸丰三年，闵省兵荒阻商，蔽旧号在安创办红茶……。”说明长裕川茶庄采办红茶，咸丰三年（1853）前，在福建武夷山，到咸丰三年，福建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使办红茶生意受阻，开始在湖南安化采办红茶。
在《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渠绍淼先生的“晋商与茶文明”文章中这样写道：“早在咸丰年间，晋商到福建办茶受阻，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积极物色新的红茶产地。祁县渠家经营的长裕川茶庄办茶人员，路经湖南、湖北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时，见该地气候、土壤适于种植茶叶，马上指导当地农民种植茶树，并教其造茶之法。不到20年的时间，那里已发展成为重要的茶产区，茶叶批发贸易盛极一时，长裕川也在一个时期内，垄断了当地茶叶的收购，并就地雇佣茶农加工，针对俄国、蒙古和新疆等不同需要，制成适销对路的‘三和’、‘德和’、‘贡尖’、‘二六’、‘三二’等砖茶。这个产茶区为晋商又开辟了一条致富的财源。”
以上记叙说明，到咸丰年间，长裕川茶庄商人办茶，已不是单纯“包买”性质的做法了，已经由流通领域渗透到生产领域。他们以当地的“茶行”（民间中介流通组织）为中介，在包买茶叶的同时，逐步发展到定向监制加工，直至按市场需求，建设稳定的供货基地。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创举！
（四）以《行商遗要》为规程实施标准化管理
《行商遗要》手抄本，是长裕川茶庄一位叫王载赓的伙计、于民国六年（1917年）亲手抄写的。足见，当时长裕川茶庄有一本《行商遗要》文本，可惜未曾流传下来。好在王载赓的手抄本，经他儿子王锡祥珍藏了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长裕川现象，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行商遗要》手抄本，共77页，20790多个字。详细记叙了长裕川办茶人，从祁县入子洪口，过太行山，到中原赊旗镇的陆路行程，此段共计十九站，里程1355华里，包括在哪儿打尖（中途歇息吃饭），在哪儿住宿，需花多少银两俱有说明。从赊旗经樊城、汉口、益阳，达边江的水路，共计2655华里，对所路过的主要地名都记录明白。
到边江，进茶山后，如何准备收购、加工茶叶的各种工具器物，和选择加工人才；怎样按标准收购到安化上好茶等都有具体交待。
加工茶叶时，所用的各工种人数、工资，以及所用的各种器械的购置成本；各种包装的规格数量及购置成本与包装用工支出，甚至对包装用的各种纸张要求、用量及每开纸应裁的块数，都交待得十分仔细。
运茶途中，走哪条水路，选择什么样的船和船工，每船的运费，短途运输费、装卸费，过每个码头交纳的各种费用，该走多少天……都有具体要求。走旱路，由赊旗北上，选择哪条路，选择骡驮、牛车、马车、骆驼等何种运输工具，各种运输应付的费用，搬运的杂工用费及经过每个厘卡所交纳的厘金等，都有细则说明。
总之，从茶山收购、加工红茶、黑茶、贡尖、天尖、花套茶及茶梗等各种茶叶，到水陆路运输，再到运往各洋庄、口庄的诸多烦杂工序，每道工序应注意的事项，每样工种应付的费用等都有规定细则。甚至对湖南、湖北洋庄各埠家数，每年风暴日期都有详尽统计。无论哪个办茶人，只要按照成文的规定认真办理就行。对于总号、分号的经济核算来讲，事事都有据可查。因此，《行商遗要》是长裕川规范化管理的标准文本。
三、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经营模式的历史意义
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从清代中期创办，至民国20年（1931），专营茶叶达150余年。民国20年开始经营食盐。由江苏淮北盐场起运，沿长江运往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并在汉口花费40万元购置码头大型仓库一座，用于储藏食盐和兼营仓储业务。同时，与太谷县的王岐山合办夏布庄。从四川的成都、重庆、隆昌、荣昌等地进货，运往上海、北京、青岛等地行销，甚至远销朝鲜、蒙古等国。最近，笔者从山西晋商文化博物馆职工陈春凤手中获得一本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吉立的北平长裕川售货总帐（残缺）17页，记录了民国二十年批发夏布的帐目，批发业务商号有王兴成、永顺昌、忠信公、长泰石、东开祥、泰和、同源兴、恒丽东、聚盛祥（高丽营）、晋源兴（遵化）、谦和信（长辛店）、德义祥（顺义）、福聚泉（热河）、少泰祥（三河）、兴隆厚（清河）、亨元德（昌平）、丰盛隆（大同）、裕泰恒（房山）、裕庆增（张家口）丽生工厂等85个商号和工厂。足见当时长裕川经济实力之雄厚。
在长达150余年的茶叶专营中，长裕川人不仅创造了巨额的利润，更创造了独特的茶叶经营模式。而这种茶叶经营模式，要比留给我们的气势雄伟的长裕川茶庄大院，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长裕川茶庄是山西省对外投资近代工业的先驱
长裕川茶庄，从咸丰三年始开辟湖北、湖南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茶山基地，到光绪年间，开始制作砖茶，开办砖茶加工厂。在他的带动下，到光绪中期，晋商在蒲圻等地建设的砖茶厂家达十余家。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内容，它具有将商品生产引向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列宁曾经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类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
因此可以说，这种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不过，受历史条件制约，这种企业还没有达到机械化的大生产，生产力水平有限，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二）长裕川人创造了我国现代农业产业化的雏形
长裕川人，根据国内外茶叶市场的需求，不断打造“三和茶”、“砖茶”的市场品牌；为保证产品质量，由建立优质茶叶的包买基地，到建设稳定的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创造了“茶庄－茶行－茶农”的产业化独特经营模式。不过，受历史条件所限，茶农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茶行这一中介组织，实际就是一个办茶经纪人。茶庄、茶行、茶农三者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购销关系。谈不到利益共同。加之旧中国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等社会因素，很难形成市场核心竞争力。但是，对我们今天推进农业产业化，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三）长裕川人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先河
湖南安化，历来盛产黑茶。黑茶由于原料粗老，加之制造过程中一般堆积发酵时间较长，因而叶色多呈暗褐，故称黑茶。黑茶主要供边区少数民族饮用，所以又称边销茶。黑茶是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兄弟民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长裕川茶庄从嘉庆末年到安化办黑茶。到咸丰三年，开始在安化采办红茶。红茶也是绿色的茶树茶叶制成的。红茶的加工工艺与绿茶不同之处，在于红茶加工时，鲜叶不经过炒青，而是进行萎凋；其次，揉捻以后要进行发酵。发酵是红茶制造工艺中的关键工序，它又称渥红，这是因为绿色的叶子经过发酵之后变成了红色。17世纪中叶，福建省崇安一带首次出现小种红茶的制法。咸丰三年，长裕川办茶人将小种红茶的制作工艺传到湖南安化，丰富了当地的茶叶品种，促进了产茶业的发展。当时，安化一带曾流传着一句俗话“茶是草、客是宝。”充分说明以长裕川为代表的晋商，在当地茶农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以销促产的重要作用。
长裕川茶庄，不仅为安化农村以茶致富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当地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据《行商遗要》手抄本记载，“安化小淹厘金例底，属湖南安化县一都管，光绪廿一年春，因海防各长二乘（成）完纳。”说明，当时为加强安化小淹的海防工程建设，长裕川茶庄在完纳正常厘税的同时，另要按厘金的20﹪，为海防工程捐资。
还有，在“买红茶规例底”一段中，有这么一句记载“与都小学堂卅年，黑茶每包起抽小学堂钱二个，卅三年加抽每包钱三个，红茶每吊五个。”这就是说，为兴办安化一都的小学堂，长裕川于光绪卅年，每包黑茶（25斤）要捐两个制钱，到光绪卅三年，增加到每包黑茶捐三个制钱，红茶每吊（57斤）五个制钱。
综上所述，长裕川茶庄，为湖南安化茶叶生产的发展、海防建设，兴建学堂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促进了一都边江的新农村建设，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先河。
（四）长裕川人为促进民族和谐团结做出了显著贡献
晋商万里茶路，是一条民族大团结之路。晋商以诚待人，以义制利的经商处事风范，是沟通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各民族人民的无形纽带；是化解各种隔阂的热溶剂。
让我们看看，长裕川人是怎样遵循“和气生财”的理念，协调湖南安化乡绅、茶行、茶农之间的关系，建立稳定贸易关系的吧。
《行商遗要》手抄本，开宗明义的第一篇，第一句则是：“为商贾托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
在手抄本后面，还有一篇抄录的民国元年贴于茶行门前的告示。这是一篇针对九乡绅士趁政治混乱，敲诈勒索茶商的狡辩行为而写的辨白书。详细陈述了长裕川茶庄从嘉庆末年到民国元年，按约定俗成的号规办茶经历。“予旧号三和，齐嘉庆末年来安采办黑茶，历代遗传，为商贾托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及道光、咸丰定章、黑茶二十五斤归包，敝实多归半斤……。”意思是说：我旧号“三和”，从嘉庆末年来安化采办黑茶，历代职商，将为商贾的天理常记心间，不瞒老、不欺幼，以义取利于四方。到道光和咸丰年间，受不法茶商干扰，曾有两次交易风波。主要是收购茶叶时，在秤重干湿度上发生纠纷。通过九乡绅士公议良法，铸立铁码秤，并以25斤归一包。经火炕火焙干透的茶，斤顶斤收；欠干的茶，每包客商多扣半斤。这个良法，也曾禀当时的县衙立案，张榜公示，晓谕乡民。而到民国元年，有的绅士，趁政治混乱，私自设卡，并命令茶农和茶商领用所谓的官秤，并置历年规章于不顾，苛求客商不论茶叶干湿，只准按二十五斤归包，不准履行多扣半斤的旧规。告示最后发出感叹道：“此种作事，古今未闻有之。照此，安化码头何愁不败？叹哉！叹哉！”
这是长裕川人为主持公道而发出的感慨。这篇告示，真实记载了长裕川人诚实守信，以义制利，主动协调买卖关系，坚持以理服人的儒家风范。对维持产地茶叶批发市场秩序，促进茶商、茶行、茶农的和谐团结，做出了显著贡献。
参考资料：王载赓手抄本《行商遗要》
武殿琦著《祁县渠家》
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
晋商与茶文明（渠绍淼撰稿）
政协祁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祁县渠家和“长裕川”茶庄（曹恩荣撰稿）
向常华编著《茶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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