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词人们都甚熟悉，这是古代中国通向两方的商业贸易大路，也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路。有关“茶叶之路”一词，史籍中却很少提到，偶然见论述汉藏文化的书籍中，也提出古代中国西南云、贵、川、藏等地有过“茶马古道”的提法，但仅仅一闪间，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丝绸之路”的出现，那很古了。那是在公元前2世纪即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而开辟的。从西汉之后，这条中西通商大路时断时续，这条商贸大路上中西双方运往的商品有丝绸、瓷器、毛织品、玻璃器皿等货物。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而且是这条大路上运销的主要商品，西方人把丝绸当作极其昂贵的珍品，所以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都把这条由张骞开辟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茶叶也是古代中国的特产，古代最早解释名物的著作《尔雅》释木篇中有“槚，苦茶”也，晋部璞注曰“今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尔雅》据传为孔子的弟子们的著作，所以说，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人就懂得种茶饮茶了。
茶叶可以说是最古老的“饮料之王”。在人类生活中，除了食物和穿戴外，就数饮料最重要了。人类要吃、要穿，还要喝。茶叶就是最早、最香、最有利于消化的古老饮料。这一饮料，最早就出产于中国南方。
中原的汉人爱唱茶，北方的游牧民族更爱喝茶；西亚人俄罗斯人爱喝茶，西欧人也爱喝茶。茶叶出产于中国南方，茶叶从中国南方运往北方，运往西亚，运往俄罗斯，运往西欧，这就出现了一条运销茶叶的道路，即“茶叶之路”。
去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昭馀春秋》中，曾有笔者一拙篇，题目为“祁县商人开辟的茶叶之路”，文中提出了明清时期有名的祁县商人集团兴起与晋商兴起有别的历史原因，并指出了祁县商人的两大成就，一为冲破了长期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格局，走出了一条“种地加买卖”的致富道路；一为开辟了一条把江南、塞北、中亚、俄罗斯连起来的“茶叶之路”，其意义几乎同西汉时开辟的“丝绸之路”同等重要。
在撰写上文提出“茶叶之路”一词时，我实在有些心虚，底气不足。因然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己并不敢无根据地任意杜撰。它的根据，仅仅为新版《祁县志》中记载的祁县城内明清时期数十家茶庄；还有祁县数十家票号也兼营茶贸；祁县人把票号和茶庄联称，称为“茶票庄”；很多南下汉口北上买卖城经商富起来的大户，人称“茶客老板”。尤其是，记的幼年时，我们村有一位从很远地方归来的老者，人称金兰大爷，他说：他经商居住数十年的地方，叫莫斯个娃，他经营主要的商品就是茶叶。莫斯个娃就是俄国莫斯科，这一地名，祁县的很多商人都知道。上述提到的“根据”，对于阐述一条国际商路，太单纯了，太简了。于是“虚”幌一枪，在正题下加一“……随笔”，以“随笔”二字掩盖自己的心虚和不安而已。
在《昭馀春秋》出版之后，曾见到有关晋商的学术论文，文中也提出“茶叶之路”一说，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不会在心虚之下而耽心有人讥笑我臆造杜撰而胡说八道了。
最近祁县渠家大院的“晋商文化研究所”组织有关学者专家举行过一次“茶叶之路”的学术研讨座谈会，同时还组织张江、王琪等人对祁县通往南方的“茶马古道”，即到子洪口、盘陀、来远、刘家垴、分水岭等地进行实地考查和访问，再加上对渠家大院所搜集到的有关茶叶运销的手抄本“行商遗要”的分析和研究，对“茶叶之路”的存在和繁荣，逐渐清晰了，我的底气足了。从而认定，从中国南方通往蒙古大草原，通往西亚，通往俄罗斯，确实有一条“茶叶之路”；从上述研究和调查中，初步肯定这条纵贯中国南北通往西亚、俄罗斯的茶叶之路，其中心，其枢纽，就在祁县城，就在祁县城内“长裕川”等数十家茶庄里。
首先，经过核对，经过重新调查，我们把晋商的中心县城祁县、太谷、平遥、榆次这四个县城清代同、光时期出现的经营茶叶贸易的“茶庄”，作一比较。
祁县：清同、光时期，祁县城内的茶庄有：长裕川、大玉川、长盛川、大德川、宝聚川、宏源川、通川盛、裕盛泉、福泰泉、福泰谦、德逢源、大德诚、永聚祥、巨盛川等18家。此外祁县城内还有很多票号总号也兼营茶叶，这些兼营茶叶的票号有大德兴、大德恒、元丰玖、忆中恒等9家。若把兼营茶叶的票号也算作茶庄，那么，清代同治光绪时间祁县城内经营茶叶的茶庄，总数达30家。①
太谷：据1993年版《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城内有旧商十大行，有银钱行、典当行、药材行、花布行、颜料行等十行，其中唯独没有茶叶行。另据祁县胡育先先生调查，太谷城有专营茶叶的茶庄四家，而其中有两家的股东和经理都是祁县人。
平遥：平遥城内有22家票号，没有一家由茶庄转来，都是由颜料、布类、钱庄、绸缎庄转来变成票号，变成票号后也没有一家兼营茶叶。在晋商兴盛的同治、光绪时期，平遥城内没有一家独立经营茶叶的茶庄。②
榆次：车辋村常家的商号大德玉、大泉玉、独慎玉等也经营茶叶，但并不以茶叶为主营，还大量经营布匹、绸缎、烟丝、皮毛等，大德玉还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采茶，加工砖茶，用马骡运送。据现代一位山西晋商专家评论，认为榆次的常家经营茶叶贸易最早，资本投入也相当大。但他们只在张家口、恰克图等地设立茶庄，在榆次城内并没有设独立的茶庄。又据今版《榆次市志》载，清代同、光时期，榆次城内只有一家专营茶叶的茶庄，店名叫聚兴顺。在“资本总额统计表”一栏中，这个茶庄的资本仅区区200元，营业总额也只有7000元。③
从上述论述对比中，在晋商最发达的祁、太、平、榆四县中，数祁县城内的茶庄最多，其数目竟达至30家。这些茶庄并不是一般的销售茶叶的商店门市，他们投入巨额资本，组织了庞大营销队伍，从祁县城出发，向南达到千万里之外的福建、江西、两湖、两广；向北沿深到蒙古大草原，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一直到莫斯科；千万里路上建有货站、分号。两祁县城内的各家茶庄则是组织茶叶生产、加工、包装、运销的总号，相当于今天的夸省夸国的集团总公司。
其次，祁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位置是形成万里茶路的中心就在祁县城的重要客观条件。
今祁县城北十五华里，有一长达五华里街道的大集镇，叫贾令镇，贾令镇南头建有一座高大难伟的过道门楼，叫镇河楼，最早是明代建筑，是为这里建有“驿站”而建立的，楼顶房檐下挂一古匾，上书“川陕通衢”四字。说明明清两代从北京出发，进入山西，过太原后，要到陕西、四川，必须路经贾令，路经祁县城。
从太原南下，通过河南到达南方各省，祁县处在交通中心位置。到祁县后，通向河南有两条大路，一条为向南进入祁县子洪口，经沁县、襄垣虒亭，过长治。经晋城到达河南，这是一条古道，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数千年来，包括朝廷官员、商旅行人，和北伐或南征的军队，都曾通过这条古道。另一条为，通过祁县城，向西南，经平遥、介休、灵石，一直到蒲州的风陵渡黄河渡口；到达豫、陕，这也是一条古道。祁县正处在南下豫、陕、川等省两条官道的交叉口、中心地。正因为祁县的这种地理位置，所以明、清两代，当时的中央政府在祁县境内建立了两个驿站，一个即前述的城北大镇贾令镇，当时叫贾令驿。另一个南山子洪口里面的盘陀村，当时盘陀驿。一个县内设有两个朝廷的驿站，在古代是十分罕见的。为此，清康熙时曾主编过《祁县志》的知县郭溥曾大声疾呼，向他的上司诉苦：他以为象祁县这样“弹丸之地”的小县，是负担不起两个驿道数百匹马匹和数百名骑手、马夫工薪的，他认为两个驿站的消耗，是造成祁县县衙经济紧张、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明、清两代当时的中央政府在祁县建立两个驿站，也说明祁县所处交通位置的重要性。
不论古代，还是现代，由于某一地所处的特殊交通中心位置，在经济繁荣年代，将会完全地彻底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和人文面貌。由于祁县所处的特殊交通位置，在明、清时期晋商兴起后，祁县地处古官道的沿路农村，出现了很多车马旅店。为了参与远途的商贸运送，这些农村出现了相当多的骆驼养殖户。据最近“晋商文化研究所”的实地调查，祁县的南社、西六支、子洪、鲁村、盘陀、刘家垴、来远等古官道路边的农村，村村有骆驼队，有的户主养骆驼二、三十峰，最多的养殖骆驼达到八百七十峰。那时，既无汽车，也无火车，这些骆驼养殖户就是当时“运输专业户”。
骆驼是产于塞北大草原大沙漠地带的牲畜，而祁县地处内陆，这里只有传统的牛、马、骡、驴等畜类。祁县人为何要远赴塞北把骆驼引进这个内陆地区呢？这就证明，这里需要运进和运出的货物太多了，这里内运和外运的地方太远了，这就需要能耐久、能负重的运输牲畜，这就选择了骆驼。据调查，清代末年祁县沿古官道的农村出现大量骆驼运输户，还出现了很多因搞骆驼运输而发了财的大户，当时祁县人把这些大户称为“骆驼财主”。④
骆驼运输队是现代化运输车辆出现之前，进行长途运输的工具。我们已确切知道，祁县各茶庄在两湖和福建建立有茶山茶地，而这些茶叶大都要运往蒙古大草原，运往俄罗斯。祁县城内那么多茶庄，除使用南方水路的船只外，陆路运输的一大半使用骆驼。从祁县出发，南下江淮，北上塞北，这一支又一支驼铃叮当响的骆驼运输队，是庞大的晋商队伍中，一幅幅美丽的历史图画，一曲优美悦耳的历史音乐。
总之，从最近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对祁县各地曾有大量骆驼运输户的调查，不仅证明了“万里茶路”的中心就在祁县，而且也使我们知道清代末期祁县商人的富裕和遍及全县的秀丽工整的砖瓦民宅民居，其中也有“骆驼们”的功劳。
其三，祁县古代文化底蕴深厚是使祁县成为万里茶路中心的内在因素。
茶叶同丝绸一样都是古代中国特有产品。西亚人和古罗马人知道丝绸使用丝绸，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开始的。茶叶何时传入西方？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历史难题，我们只朦朦胧胧地知道，中世纪时期，西欧贵族的宴会上，俄罗斯贵族的私宅里，饮料中已有茶叶。要明了这一问题，大概只能待那些研究西亚史、研究欧洲史的专家们去寻找、去探索来解答了。
现在能肯定的，那是晋商兴起后，茶叶才大量销往塞北、销往西亚、销往俄罗斯的。
进行茶叶贸易需要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只有数十元数百元的小商户，是不敢问津茶贸的。第二，组织从南方到北方远到俄罗斯的茶贸运销，必须有富有组织才能，具备相当文化知识的人去领东、去当经理。
上述两个条件，只有祁县商人，只有祁县具有相当传统文化水平的儒商，才能达到。在晋商形成的过程中，祁县出现很多积累巨额资本的大户，从祁县城各茶庄投资的资本，就可看出这一特点。如清乾隆嘉庆时期由祁县城渠家独资开设的茶庄长裕川，原投入资本额为10万两白银；乔家开设的茶庄大德诚，其资本5万两白银；巨盛川2万两白银；祁县何家的茶庄永聚祥，资本总额4.5万两白银；乔家的票号忆中恒兼营茶叶，资本总额6万两白银；大盛魁的茶庄大玉川，投资总额20万两白银，等等，茶叶贸易的投资额巨大，资金回收和获取利润的周期很长，因为他们不但付出巨额的长途运输费用，沿路要设货站、设分号，并且还要预付南方茶农的种植费用，没有巨额资金投入，这样数千里数万里的茶叶生产、加工和运销，是无法展开的。⑤
同时，组织茶叶生产和贸易，每个茶庄至少须数十人，甚至达数百人。参加茶叶贸易的人，必须是有耐力、有远见的人，必须是讲道德守信用的人，同时还须训练出一批听懂闽南语、会说广东话、会说蒙古话、会讲俄语、会讲西亚阿拉伯语的人才。参加这一活动的人，还必须有冒险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而指挥和组织这样一支商贸队伍，正是继承了古代祁县优秀文化传统的祁县人，因为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远见有胆量。这就涉及到古代祁县独特的优秀人文传统。
下面将要简要地论述一下古代祁县优秀的独特的人文传统。这是明清时期祁商兴起、清代末年祁县出现那么多茶庄，并且成为万里茶路中心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要说明这个问题，道先应认识祁商兴起的特殊原因。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晋商兴起的原因，认为有三，第一，山西地处边陲；第二，山西土地贫脊，人民穷困；第三，山西手工业发达。这种观点，如果泛义地解释整个山西，还能成立。如果用来解释祁商的兴起，则那一条也不符合祁县的历史实况。首先祁县地处山西晋中腹地，距离长城和塞北很远很远，即祁县不在“边陲”。其次，祁县并不是“土地贫脊”的地方，从古至今，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山西晋中农业产量最高的地方。再次，山西的晋商、晋东和晋东南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而祁县，从古至今，这里根本没有传统的手工业，这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人都是来自外省外县的人。因此，用上述“三点论”是根本无法破解祁县商业兴起的历史原因的。祁商是晋商中一支强大的商业集团，对各类商业，对票号，对茶庄，都是享誉中外的中坚力量。那么，祁商究竟是怎样兴起的呢？
要破解这一历史迷点，应该追溯祁县的古代历史，古代的人文传统。
有一付对联，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付对联正是古代祁县人文地理的写照。我们知道今天的晋中盆地，即北起太原南至灵石，这是远古时代叫“昭馀祁”的地方。而今天的祁县则是“昭馀祁”的中心，晋悼公把昭馀祁分封给祁黄羊作食邑，祁黄羊年迈辞官后就居住在今祁县南山边的古县镇。祁黄羊辞官时，为晋王推举他的后继人而出现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故事，数千年被人称颂，被人赞赏，几乎成为历朝历代推荐人才的榜样。与祁黄羊同时代的孔子，则把祁黄羊赞誉为“贤大夫”。
从祁黄羊之后，祁县这一古老的地方，确实是人才屡出、人才辈出的地方。据从光绪版《山西通志》中统计，被记录于史册的祁县籍的历史人物，有171人之多。从东周到明朝，出任过各朝宰相的祁县籍人，共有32人。⑥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中多次提到的祁县籍的历史名人，如狐偃犯、祁黄羊、温序、王允、温峤、王僧辩、温氏三兄弟、王珪、王通、王绩、王勃、王维、王缙、温庭筠、王溥，等至少有24位。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由刘纬毅等人主编的《山西历史人物传》共记载了293名古代山西名人，其中祁县籍的历史名人有19人。被选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词条中的祁县籍的历史名人则有17人。
此外，古代祁县还出现过两位鲜为人知的皇后，他俩都出自古代祁县有名的王氏家族，都在唐朝，一位为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的皇后王皇后，一位为唐朝第七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皇后王皇后。这两位皇后除婉淑俊俏外，都有不同的才华，她们都是对唐皇室建有功勋的人物，但又都是悲剧式的人物，前一位王皇后被武则天诬陷残酷杀害，后一位王皇后被唐玄宗贬为庶人而气死。这两位王皇后的事的结局，史籍中包括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各种不同评论和看法，我们这里估且不论，这里，我们只谈论一个作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以说这两位王皇后都是由于忠厚诚实，对皇帝忠心耿耿而遭贬杀的。⑦
从春秋时期的祁黄羊到五代给周世宗柴荣作过宰相的王溥，一直到清末民初的渠本翘，这众多的历史名人中，个个英才大略，人人品德高尚，康熙版《祁县志》中把古代祁县人的品德，归纳为一句名言，叫“陶唐遗风”，认为这里是继承发扬了唐尧遗风的地方。“陶唐遗风”实际上是儒家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也就是儒家的道德风范。
这种陶唐遗风，这种儒家的道德风范，正是祁商能够发展、壮大的社会道德基础。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城，都有那里的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那里的传统道德的传承。如，古代祁县出现过那么多文化素质极高道德品质极优的历史名人，有人感到奇怪！甚至有一位祁县乡友曾问过我：难道古代祁县没有出现过贪官奸臣吗？我曾回答：有过，但人数太少了，如唐玄宗时的户部侍郎王鉷和五代周朝的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这两个可算作贪官，但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历史造成重大影响，也根本动摇不了祁县人固有的陶唐遗风的传统。
正当明清时期晋商兴起，由于地理交通条件，祁县人也大批进入了这支商业队伍。正是由于古代祁县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们不但有儒家高尚的道德修养，也有中国南北各地的人文地理知识，因此进入商业队伍的祁县人有远见有胆识。他们懂得儒家的“仁爱”道德，不论见到江南人，还是蒙古人，俄国人，他们都拿宽厚相处，相互信任。正是祁县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们懂得“礼义廉耻”，因此他们到了福建武夷山，就敢预支给那里茶农银两，信任他们，爱护他们；到了塞北的蒙古包，就敢把商品赊欠给他们。正是祁县商人的这种高尚道德，才赢得了万里茶路的各方人士的信任支持，所以他们的业务越搞越大，终于成为晋商群体中获得重大成功的商人代表。
有人可能会说，扯得太远了，离题了，破解祁商兴起和破解万里茶路中心何以在祁县？为什么要扯到古代的祁黄羊？为何要列举古代祁县的历代名人？为什么要扯到古代祁县人的传统道德“陶唐遗风”？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尽管内容上好象扯远了，但实质上这种传统的道德正和晋商兴起、正和祁商兴起紧紧连在一起的。儒家的道德，儒家理论，在数千年的政治斗争中，可能失败了，面对着残暴的专制体制，面对着官场的阴谋诡计，坚持儒家道德的人，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往往是失败者。但是，当继承了传统儒家道德的祁县商人，他们在中国南北的商场上，在纵贯中国南北的万里茶路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获得了财富，也获得了尊敬。所以说，祁商的壮大和成功，那是儒商的胜利，那里儒家道德的胜利。
我知道破解这个难题是十分困难的，我只是想努力解开这一历史迷题，我也觉得本文上述的论述，也只涉猎到一些皮毛，或者是连皮毛也未触及的隔靴搔痒。但我努力了，试探了，只期待抛出这块连“砖”也不如的小“土块”，以求引起注意，以期待研究晋商研究茶商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解答这一历史迷题的“玉石”来。
注释：①见胡育先“祁县茶庄何其多”
②见1999年版《平遥县志》第一节平遥商帮
③见1999年《榆次市志》卷十四商业521页
④见张江“祁县古茶道及茶叶物流之考证”
⑤见《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祁县》“祁县茶帮”136页—138页
⑥见2005年山西古籍社版《昭馀春秋》523页“古代祁县历朝三十二宰相表”
⑦关于唐高宗、唐玄宗的两位王皇后的史事，请参阅《昭馀春秋》162页拙篇“可悲的唐代王氏两皇后”，和新旧《唐书》后妃传中“高宗废后王氏”“玄宗废后王庶人”。有关这两位出自古祁县名门王氏家族的皇后，近现史著作和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有很多评论和措述。尢其是第一位王皇后，几乎一 地责备她“引狼入室”，大都认为王皇后把武则天从尼姑庵感业寺中请回皇宫，是为同肖淑妃争宠，最后王皇后请武则天回宫，是“蠢女人”，骂个狗血喷头。事实上，王皇后，把武则天请回宫，就把肖淑妃压倒吗？皇帝宠爱了武则天，王皇后也会更会冷落的。实际上说，（对不起，我太不礼貌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仔细读读两部《唐书》的后妃传，就可得知：王皇后所以请武则天回宫，即“引狼入室”，只是为了让唐高宗高兴，只是为了忠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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