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荣籙：晋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回忆父亲渠川祜先生

按语：本文作者渠荣箓先生，是晋商巨贾祁县渠氏家族的后人，渠仁甫先生的长孙，渠川祜先生长子，今年87岁高龄。近日，渠老撰文回忆父亲渠川祜先生的一生，深情殷殷，令人动容。今得渠老慨允，发表于此，谨致谢忱。

    从近三百年晋商由壮大到消逝的历史长河中看，我父亲是由传统晋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第一代，因此他是一个极具晋商文化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这在晋商后人的发展模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父亲渠川祜先生，字寿田，又作受天，清宣统三年（1911）出生于祁县渠家大院，祖父渠仁甫先生为他取乳名“如心”，由此可以看出祖父对他的疼爱。他五岁时母亲去世，祖父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从七岁开始，由我祖父从《三字经》开始，手把手教他念书识字，逐步到《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昭明文选》等，同时教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以及珠算。从祖父《备忘录》中可以看到，从他十岁开始，祖父外出时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去各个字号、竞新小学、亲朋好友家都带着他，几乎走到哪把他带到哪，这个独子将是他庞大商业的继承人。

    民国时期，儿童读书较晚。1925年，我父亲14岁时，才到我祖父自己创办的竞新小学高小第五班上一年级，同班同学有夏家堡武汝扬，两人很要好，他俩的友谊后来影响了整个我们家庭的发展（另叙附后）。两年后（1927年）毕业，考入太原平民中学。四年后（1931年，因病休学一年）初中毕业，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当年己二十岁，正值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三省。三年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就读一年，因慕名北京的大学校而停学，在北京复习一年，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就读仅一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毕业。毕业后，先后在成都西北中学、太原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太原一中、太原五中、太原四中任化学教师，1977年退休，因教师紧缺，虽退休仍继续给学生上课，直至l980年（69岁）才正式停课回家。父亲将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终年88岁。（图1）

图1 青年与老年时期的渠川祜

    纵观他的一生,可分为两大阶段。1911年——1937年的26年，是生活在世代传统的晋商家庭，无忧无虑的成长时段。1937年——1988年, 是经历民族灾难，历尽艰险，操尽心血，承担家庭重担，传承渠家文化的52年。回忆起来，从他身上可供借鉴、继承的优秀品德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百善孝为先，忠（事业）孝两难全

    父亲高中就读于南开中学，大学毕业于早期的西南联大化学系，校长、系主任、授课老师都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教授。他成绩优秀，早年就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经常给朋友、家人讲张伯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杨石先（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华罗庚（西南联大教授、中科院院士）、曾昭伦（西南联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唐敖庆（同学，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中科院院士）、申泮文（西南联大同学、中科院院士）…等校长、老师、同学的为人、故事、生活习惯和笑话。当时学校学生不多，校舍简陋，师生经常见面，都很熟悉。他讲这些引以为荣，我们那时还小，但听的津津有味，慢慢也热爱上化学。我弟就跟随了父亲，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也一生从事化学工作。

    他与我祖父不同的是，我祖父年轻时想上当时的山西大学堂，我高祖父（曾祖父早逝）不让他去上学，让他继承家中商业。而我祖父是支持我父亲上大学的，也没有不让他外出工作。然而不巧的是他刚毕业的一年中就遇上母亲（继母）、祖母、小弟弟三人病逝他乡，祖父身心遭受严重打击，身体非常不好，同时又确有许多商务需要处理。在这种两难的现实面前，按他《自传》所写“心理非常难过”，“一切想象都成了泡影”，“只有听其自然演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年，到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太原，才正式开始了中学教师的生涯。以我父亲的学历，他对化学事业的钻研、热爱，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当时若出国留学深造（家庭经济完全有条件），对中国化学事业本应有大的作为和贡献。他当年的同学有的是我国各化学学科带头人或中科院院士，最低的也是北大、清华著名教授。而他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员，为了祖父和家庭，牺牲了终生的理想和事业。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也是非常孝顺长辈的。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时，每晚必到曾祖母、祖父房请安问候。回到太原后，每天也是必到祖父房间问候。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虽然由于营养不良身患浮肿，仍省吃俭用，倾全力将家中仅有的细粮好菜，供失明的祖父食用。1960年祖父患青光眼，逐渐失明，父亲从书业诚西楼上搬下俩，与祖父同睡在一个炕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侍候，后来祖父生了褥疮，更是加倍护理。其中不幸的是1961年冬天下雪，他在学校滑倒骨折，卧床半年，仍和母亲照料祖父不误。1963年祖父去世后，按照祖父遗愿，全部放弃公私合营时按规定付给的定息。

二、吃苦耐劳，性格刚毅

    他虽出身富家子弟，却从不骄生惯养，很能吃苦耐劳。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南下逃难和新中国成立后全家返回山西时，这两次旅途的艰苦跋涉。逃难时他26岁，正当青年。返乡时他40岁，正当壮年，都是唯一的劳力。1937年10月，祖父带领全家第一次离家逃难，惊慌恐惧自不必说，由于家庭问题，祖父、祖母、小叔及曾祖母等一部分人中途又返回祁县，父亲也只得跟随回来。到11月日寇即将进城时，全家又二次出逃，一行七八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全靠他一人奔波支撑。听母亲讲，当时早己买不到火车票了，最危险的一次是他把祖父等人安排上了火车后，自己却上不去了，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火车头才赶上来，到达西安时，已被煤烟熏成了黑人。

    新中国成立后全家返回山西，当时四川没有一条铁路，只能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公路，翻越海抜3700米的秦岭，从成都到陕西宝鸡，行程五天，然后才能坐火车回太原。五天中，四天是盘山公路，当时的汽车、公路状况极差，交通事故频发，我就几次亲眼看到山沟里翻下去摔坏的汽车。1951年刚刚解放，四川土匪多，治安极差，因此延途对旅客携带的物品检查非常严格，当时一人只准携带一个行李卷。每到一站都要解开绳子检查个遍，然后再捆住，这样的检查延途共5次，我15岁，身体廋弱，全是父亲一个人的事。当时全家9口人，从1951年初到1951年末，分三批回来。第一批是祖父、父亲两人，先回来安顿。第二批是7月份，父亲带我、弟弟、大妹共四人，回来办理转学，不误秋季开学上课。第三批是母亲和二妹、三妹。每一批在路途上大约需走七八天。如此艰苦、劳累、危险的旅途，一年之中他往返走了六趟，但从未说过一个“苦”字。

    他性格刚毅坚忍，有困难自己解决，尽量不求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有病从不给子女添麻烦。1961年冬在学校用餐时，不慎滑倒，股骨骨折，直接送医院手术治疗，回家后痛疼难忍，更无法行动。当时我在太原上班，其它三个妺妹都在上学，他从不要求回来照顾他。我知道后，他坚决不让请假。1983年，他己72岁高龄，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自己到医院办理住院手术，当时白内障还是一个不算小的手术，手术当天我们都不知道，事后他也不让我们陪侍。特别是1998年，父亲肝癌已到晚期，痛疼难忍，他疼得在床上扭动身子，不由得慢慢转圈圈，脑袋能从床头转到床尾，但他依然咬住牙，从不叫出声来。我们从三院买回“杜冷丁”止痛针，他坚决不打。面对病痛，坚韧非凡，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包括在特殊时期受批斗，遭受折磨，回家后从不告诉我们，包括母亲也不知情，不流露一句怨言，委曲全咽在自己肚里。

三、勤俭持家

    父亲出身在晋商世家，家境富裕，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北京上学时，随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曾西装革履，但从不任意挥霍。他唯一的爱好是玩照像机，现存的祁县渠家大院老照片、老舅（刘绩甫），甚至外婆家（交城段村马家）的老照片，不少都是他拍摄的。现在我依然还珍藏有两三盒他拍摄的莱卡玻璃底板。自“七七”事变逃难到成都和到昆明读书后，生活虽不拮据，但非常俭朴，从不铺张浪费乱花钱，每日必记账，而且分毫不差。我记得他经常与母亲为当天记账几角几分碰不对数字, 两人苦思冥想，最终合拢，才善罢甘休。有时己深夜，我当时在一旁为双亲的操劳着急，但却帮不上忙。父亲继承了祖父爱惜节约粮食的习惯，剩菜剩饭从不倒掉, 对此我也习以为常，直至现在，网上广泛宣传不吃隔夜菜，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不剩菜，又舍不得倒了，第二天仍然要吃掉。不给子女零花钱是我家的传统，认为给零花钱会让子女觉得钱来得容易, 养成乱花钱的习惯。我们高中毕业之前，从没拿过零花钱。不买零食，不随便买东西，己成习惯。从成都回太原后，到进山中学上高中，一律住校，当时一天两顿饭，每天上午都是小米捞饭，实在吃不惯，校门外有买烧饼的，但从来不想。到天津上大学后，当时每月伙食费9元，父亲每月寄15元，才开始有了零花钱，除买肥皂、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外，唯一的消费是星期六晚上在广场看露天电影时买几毛钱的水果。这一传统我不自觉地传到我的下一代。

    节俭表现出来的另一生活习惯是惜纸如金。有空白能用的纸绝不扔掉，留起来写字。父亲有抽烟的习惯，所以最常见的是抽完的纸烟盒和锡箔纸，他都要拆开铺平，留下反面写字用（图2）。我现在分析他这样做，可能是“文化人”的一种需求，解决了日常记个事、或有事写个条子，不用到处找纸的麻烦。如有时偶然不在家，日记本不在身边，他会记在纸烟盒纸上，回来再抄上去。

                             图2 利用纸烟盒背面记事用

四、工作认真负责，办事一丝不苟

    他继承了祖父的优良传统，办任何事都非常认真负责，尤其是对教学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更是一丝不苟，备课经常至深夜，他写的教案字迹公整，条理有序（图3）。对学生的作业逐人逐题认真审阅，批改的字迹端庄秀丽。现尚存1961年-1964年高中化学备课教案七册。

图3 高中化学课程备课教案选录

    他对书籍非常珍爱，绝大多数都包有书皮保护。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读过的八十来册教科书，都保存完好。现在就其中某一册来说，可能属于废纸，但完整的一套英文原版的西南联大化学系教课书，其中包括《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概述》《半微观定性分析》《工业化学》《药理学》《染料化学》《战争中的化学品》《微积分原理》《热力学》《电工学》《物理学》《德语语法》《德语—英语和英语—德语字典》等等，全国可能也是仅有的。（图4）。 

图4 西南联大化学系整套外文原版教科书及渠川祜在扉页签名

    他一生都记日记，可惜特殊年代里，把1964年以前的日记都丢失了，现仅存1964年6月至1997年的25 册，每一本都包有书皮。除病中所记的外，字迹都流畅秀丽（图5）。

图5 尚存的25册《日记》

    他有一本活页小本子，把家人的出生年、月、时晨，逝世年、月、时晨，亲友住址，个人履历都记在上面，有事查起来很方便。

    由于他诚信、细仔，亲友的财物都愿托他保管。特别是钱款，包括利息他都要列出账单，分毫不差，交待得清清楚楚。

五、以身作则，教育子女

    祖父对我的教育，最主要是他教我和弟弟从小念书，印象最深刻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父亲则不同，他很少给我们讲道理。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岳飞》，并指给我看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的画面；给我买的第一本儿童读物是《爱迪生》，并启发我长大后要当科学发明家。这些言教极少，他对我，主要是身教。

    首先是为人诚实，他对外人从不讲假话，因为他讲的是真是假，我一听就知道。即使在特殊年代中遭受批斗，他也没说过一句假话。虽然我不在现场，但他都写有文字材料，这些材料至今保守完好，我都仔细看过，完全是真实的。他这一以身作则的身教，既是来自我祖父的晋商优良传统，也无声无息地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一生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

    刚才说到的孝敬长辈、办事认真负责、勤俭节约、惜纸如金、爱惜书籍和文字资料等等，我们或多或少都受父亲的影响，如有过期不用了的非机密A4纸文件，我都要拆开反过来叠好作为白纸用。有的药品说明书背面是空白的，也要铺平留下当小纸条用。但和父亲一生的品德、作为比起来，差得很远，自愧不已。

    此外，说个有趣的生活话题。父亲会做饭，厨艺很好，大概是他年轻时向厨师学的。尤其是祁县老家的八碗八碟，凉菜有焖干肉、片羊肉（蘸虾醤）、圪塔塔、变蛋（松花蛋）、虾仁拌龙爪（石花菜）、熏肉卤猪肝拼盘、醤牛肉、黄瓜豆腐干，热菜有酱梅肉、烧肉、羊肉胡罗卜、肘子、丸子、喇嘛肉、鹌鹑茄子、糖米（八宝饭）。每年春节正月初一，他都要做一桌。这么多菜，需要提前几天做，而我则爱在一旁看，他也不让我帮忙，可能是怕我做不好，顶多剥个葱蒜，年代多了，我也基本学会了。其中做片羊肉和烧肉最麻烦最脏，片羊肉要把几块羊肉煮熟，捞出，然后用笼布包住放在案板上，上面再用另一案板压住，上面再压块大石头，冬天放在院里，让它凉了，压得很瓷实，成了一整块，吃的时候切成片，蘸上虾酱吃。把羊肉里的油和水压出来，凝固在案板和笼布上，当时不像现在，有下水的洗碗池，实在难清理。做烧肉时把煮成半熟的肉乘热放在油锅里炸，然后再放进煮肉的清汤锅里煮，让肉皮起泡，溅得火台上满是油，也是实在难清理。我父亲的厨艺有两个特点：一是刀工好，肉丝切得细，肉片切得薄；二是以做化学实验的精确计量方法，配制各种食料和调料，温度、时间掌握准确，因此口感、味道好。写在这里犹如昨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但我永远吃不上父亲做的八碗八碟了，再也看不到父亲做年菜了，不禁泪下。

六、晋商渠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

    祖父遗留下的家谱资料、字号的股份合同、字号印章、祁县老照片老底片、祖父近百万字的小楷手抄本、古籍、书画、祖辈或先贤的墓志铭，以及渠家的各种文字资料、生活用具等等，他都异常珍惜，原封原样地保守下来。这些都成了我现在参予编写《祁县渠氏家谱》《祁县渠氏人物志》，编著出版《渠仁甫传》《渠仁甫备忘录》《渠仁甫书法集》《吴梅村信札辑秩》《追忆万里茶道中渠氏茶庄遗物佚事》，和向有关博物馆提供展品，叙说祁县晋商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晋商研究的热潮。全国著名水利专家、山西省水利厅厅长、渠本翘好友刘笃敬之孙刘锡田数次来家访谈。浙江温州文联主席渠川写《昌晋源票号》收集资料时，祁县政府在渠家大院筹备成立“晋商博物馆”时，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魏宗禹编写《山西百名人物传评》时，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研究古代书画和赵铁山书法时，祁县县志办主任段达海、武殿琦编写祁县历史文化名城史料时，祁县地方近代史学者渠珠采集素材时，以及江苏丰县渠敬文来山西寻根问祖时，都前来拜访询问他，有的多次交谈，有的请其帮助修改稿件，他都尽其所知告之，并提供了很多资料与老照片，成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研究晋商和祁县渠家的“活字典”。

    父亲是第一代晋商后人转型现代知认分子的代表和缩影。这种转型的轨迹有时可延续至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由于不同家庭的道德水平、教育方法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差异，历史记忆逐渐淡漠甚至消失，为新的社会风气所吞没，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祁县渠氏涌现出不少新的、有作为、有成就的企业家。在科技瞬息万变和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他们成功的道路、思维模式和精神文化己非昔日晋商所能伦比，但我们依然应该认真研究，加以总结，作为后人成长学习的榜样。

附：武汝扬的安排改变了祁县东街渠家新时代的发展面貌

武汝扬夫妇

    父亲在竞新小学上高小时，与祁县夏堡武汝扬同班，两人性格相投，是好同学。武汝扬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太原市文教局局长。由于武汝扬是从竞新小学初小升高小的，在竞新小学读书6年，既学到了知识，也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对我祖父印象深刻，心存敬仰。

    1945年日冦投降后，祖父就急于返乡，但通过长裕川、书业诚的同仁打听到阎锡山搞的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一套办法，认为时局不稳，不安定，不敢回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盼了14年，祖父终于盼来了回老家。按理是回祁县，全家是从祁县出来的，房产在祁县，其它一切财产都在祁县，本家熟人也都在祁县，对祁县感情深厚。这样我和我弟本应到祁县中学上学，其它三个妹妹也应在祁县长大。但一别14年的祁县，发生了些什么变化？目前状况如何？都不清楚。因此祖父决定他和父亲两人先回来考查后再定。

    回山西后，父亲听说小学好朋友武汝扬现在负责教育工作，于是很快联系上。武当时任太原市文教局局长，他对我家回来非常支持，并立即表示一切都由他全权负责安排。让父亲去山西大学任教，后因父亲自谦，怕多年脱离专业，不胜任工作，武汝扬安排至山大附中教化学，又让我和我弟到进山中学插班上学。后又推荐祖父与分管文教的山西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邓初民认识，一切安排的妥妥当当。这样祖父就决定不回祁县，定居太原书业诚了。

    这一不再定居祁县的重大决定，改变了我们兄妹五人的学习经历，甚至事业、婚姻等等人生道路，也彻底改变了祁县东街渠家二百多年来的历史面貌与今后的走向，甚至后代们的人生道路。

    武汝扬不久后任山西大学党总支书记，l956年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所长，后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该校在合肥，我弟渠荣籛当时在安徽省地矿测试中心工作，经常去武汝扬家里拜访聊天。

    回忆父亲时，这一影响二百年来祁县东街渠家历史面貌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不得不另叙。

2023年春节宅家避新冠

收笔于福鑫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