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段友文：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家族民俗

 家族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也是人口迁徒的主要结构单元，走西口移民运动一方面使移民祖籍地的家族活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在移入地也形成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民俗活动。走西口移民的家族民俗不仅仅是移民由此及彼、原封不动的照搬，它的变迁是移民群体将祖先观念、家乡意识与日常生活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的重新建构的结果。

一、走西口移民的家族结构特征

    家族，是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群体，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和有特定的组织是家族的基本构成要素。但是，对于走西口移民来说，由于移民本身的游动性，使得其家族结构形态呈现出独有的特点。首先是不稳定性，在移民迁徙的不同阶段，移民家族在祖籍地的分裂程度不一，家族结构也出现了不同的样态；其次，从静态的角度看，由于受生产生活需要的影响，移民家族的组织结构也不同于其在祖籍地的形态：第三，移民的地缘结合仍然以家族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单姓村、多姓村(包含蒙汉杂居村)等新的“差序格局”。

    走西口移民在移居地形成的家族样态有：一对夫妻及其子女两代，有时还有其祖父母共三代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的家庭；由若干独立生活的兄弟家庭所构成的家族：由同一曾祖或高祖的若干家族所构成的宗族(狭义的概念)；的同一始祖、居住在一个或相邻乡村的若干有远亲关系的宗族所构成的族系。其中，后三种家族类型在移民家族中占多数。虽然移民家庭结构仍以核心蒙虚为主，但移民们对“大家庭”的向往之情从未减弱。“门”在走西口移民家族结构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指家族中因血缘世代的繁衍分裂产生的房支，表明家族人口的多少和分支状况。“门”不仅是移民家族结构的支点，也是移民村落日常生活功能得以发挥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从纵向来看，它将整个家族中的上一代与下一代或更远的代际有效地粘连起来，这种粘连是建立在同族血缘和强烈的代际观念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为同族认祖归宗起到重要作用。从横向来看，一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村中异姓或村外人形成的差别，他们之间称为“自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村中的其他户族有着明显界限，用以区分本家和他家。

    移民村落家族体现了宗姓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以家族聚居的形式在移居地重新构建了家族村落，以小家庭的形式散居在移民多姓村以及土著蒙古族村中间，从家族构成形式上看，至少可以分为单姓、多姓、蒙汉杂居等三种基本的宗姓模式。移民单姓村落家族的特点是整个村落共同体只有一个姓氏，全部家庭都是一个姓氏的血亲关系。如包头市郊区麻池镇的燕家梁村就是一个燕氏“宗主村”，一直是无外姓介入，保持着单姓的宗族色彩。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单姓村落家族，虽有外姓存在，但是外姓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不起什么作用。移民多姓村落家族的特点是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存在一个以上主要宗姓，没有一个宗姓在村落共同体中占主导地位，而是与其他宗姓并存。而蒙汉杂居的家族村落，部分汉族移民移居蒙地以后，与蒙古族人共同享用生存资源，形成蒙汉多姓杂居的格局。

二、走西口移民在移居地的家族民俗活动

    一场大的移民运动往往伴随着大的社会变迁，引起移入区与移出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及文化结构的调整、重构与更新。在内蒙古移民社区，移民在本家族范围内的活动，是按传统的父系血缘为准则而进行的。通过家族民俗活动，一方面，使家族成员得到了家族礼制的教化，另一方面，活动的习俗化也自觉地实现了民俗对村落家族社会秩序规制的功能。下面从日常生活中的移民家族和事件中的移民家族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并做分析。

    日常生活中移民家族的民俗活动主要包括家族间的互助，以及干亲、义亲间的交往。移民家族成员在离开祖籍地以后，依然切不断同根同源的家族血脉与情感，形成移民族众之间生产上互助，生活上互帮的局面，并且，因为互助范围的跨区域性，使得移民家族互助活动成为走西口移民区域独特的社会现象。其实，家族族众之间的互助，已经成为移民亲缘关系再次确认的民俗活动，不同移民家族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助，这是移民面对新的生存环境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他们初到异地为“讨生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另外，要想在移居地立足扎根，移民们选择虚拟血缘关系、认干亲、拜兄弟、结义亲及急难救助等方式，作为移民生存之民间智慧，并以此建立蒙汉家族情谊。调查中发现，这种以“虚拟亲子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干亲交往活动，已经成为蒙汉民族表达民族和睦关系的重要“话语”。拜干亲的源头是为婴儿“求吉”，是由守护神崇拜的心理情结转化而来的。本来这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习惯，可是在蒙汉杂居的村落也出现较多。在蒙汉杂居村，汉族人口占优势，因此蒙古族向汉族认干亲的情况比较多，蒙汉干亲交往是蒙汉民族认知与民族情感的体现，是和谐文化交往的民间创造。

    事件中的移民家族，根据事件的不同，移民对家族民俗活动的参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移民们逐渐与同姓族众、移民异姓家族以及蒙古异族之间产生了多种家族来往，建立了丰富的社会关系。也有一些汉族移民的传统家族活动，由于受移民社区蒙汉杂居的特殊文化空间的影响，其活动传承的范围随着蒙汉民族民俗融合的不断深化而逐渐扩大。比如，拜年的年节习俗，在移民初期，汉族移民过春节拜年只局限于家族“五服”内部，后来逐渐扩展到蒙古人乃至全村的范围。每年的大年初一，父母都要求子女挨门挨户地给全村的异姓家族拜年，从而使居民一年中因为浇水占地等日常交往中避免不了的矛盾纠葛得到缓解或消除，并且这种习俗逐渐向蒙古族家庭扩展开来。而“五服”之内为亲戚同宗，这种关系多在婚丧节庆等活动中体现出来。有按节候(年历)举行的，如拜年、清明会、寿庆等；有择吉日举行的，如婚嫁、建房等；有随机发生家族成员闻讯前往的，如生诞、丧葬、家族救助等。每当这种时机，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使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三、走西口移民的家谱民俗文化

    家谱，即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录血统世系及家族历史的特殊文献，同时也是乡村民众家族意识的具象呈现。在内蒙古移民社区，家谱就是走西口移民群体最鲜明的民俗标志。通过续谱活动，追述家族的来源，明确家族的变迁过程，标明家族支脉的分布状况，可以使移民在移居地与祖籍地再次形成互动，血缘和亲缘关系跨越地域界限重新粘连起来。

    对走西口移民来说，藏谱、修谱活动，实质上是祖先信仰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在内蒙古移民区，修谱已经成为一项群体性的文化事件。从实地调查中搜集到的部分移民家谱来看，家谱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容”，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家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另一种是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老谱或迁入移居地后的新谱，均为纸质书籍式样。土默特地区的大多数移民，有钱的都要修家谱，家境困难的也要绘制称作“云”的谱单。大岱村东李家的“容”有三幅，分别代表始迁祖定居大岱村后分支出来的李家大门、二门、三门，每幅“容”上于始迁祖的名下皆写着祖籍地“山西省定襄县红山村”的字样。“容”的正中间是两位祖先的画像，男左女右，正襟危坐，下面是依照辈分排列的已故先人的名字及牌位。“容”专记亡人，一般未能标出明确的血缘谱系，本家不清楚父子相承关系，有的甚至本家也分不清楚远祖的父子关系，其用途主要是供后人奉祀。“容”通常在不住人的空闲房屋存放，逢办喜宴或需要家族祭爽的时候，主人取出来悬挂在正屋内或院子正中，点然香。炮，磕头以拜。同时，拜“容”仪式的展演，也是一次进行家族文化教育的好机会。“容”在用完之后，一般都要放在专门制作的木盒子里，小心盛放，精心管理，走西口移民家族中已经存在的“容”，是移民家族文化特有的一部分，是移民对家族文化一种历史记载的方式。

    另外，从移民家谱的体例特点来看，旧式家谱大多修成于清代，其体例一般包括居家序、坟茔序、宗谱等内容，往往更加突出对走西口迁徙历程的记述。土默特左旗大俗村郭氏家族收藏的《郭氏家谱》，于清光绪元年(1875)修成，居家序明确记录了大岱村郭氏家族迁徙的历程。移民新家谱分续编家谱和新编家谱两种类型。从体例上看，这两种家谱依然包含传统家谱的内容，其谱系纲目的简繁、顺序各家各部不太一样，总体特征是：第一，在家族世系上，移民要将祖先追溯到走西口始迁祖甚至是始迁祖以上的先祖，以保证族脉的纯正，大部分家谱从走西口的始迁祖开始记起；第二，将女性开始写入谱中，许多移民新家谱把女儿、女婿都列入家族成员谱系；第三，增加家族部分成员的相谱和生平简历，出现图文并茂新形式；第四，突出有代表性的家族人物的介绍，如始迁祖走西口创业的事迹，家族精英人物、先进事迹的介绍等。总之，移民新谱已经突破单由文人修谱的惯例和传统的谱牒格式，使内容更显多面、真实、亲切、自然，除了资治、教化、存史、交流等作用外，移民新家谱更有便于移民后裔寻根问祖、增强族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移民区社会文化的发展，移民家族文化出现大兴之势，修谱成为移民重要的民俗事件。通过续谱这一民俗实践活动，使祖籍地与移居地的文化形成有效的互动，构建和维系了移民群体间对于家族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蒙汉民族民俗文化的融合。从移民修谱的过程分析，这种家族文化的互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第一，家谱对接的环节。家谱对接也就是合谱，两个家族的族谱上所载的祖先相同，证明他们是同源分流，它们协议合并成一个家族组织，此为“合谱”。但移民修谱的合谱程序，从仪式和意义上，都有别于传统的合滋 修谱的人需带着祖上传下来的旧谱或者“容”谱，回祖籍地与口内族人保留的家谱进行对接，确认其血族支脉的纯正，防止被“篡宗”，因此，家谱对接是移民续修家谱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二，家谱撰写的环节。有的移民家族，其家谱撰写就是建立在祖籍地前人修谱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为了和祖籍地家谱的体例一致，族人会互相吸收对方的编谱经验，使编谱顺利完成。移民因为编谱、续谱，与祖籍地展开了深入的家族文化交往与互动，这些活动不仅渗透于编谱、续谱的整个过程，也为“家谱事件”完成以后两地族众的家族来往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以族谱为媒介，走西口移民开始与祖籍地取得联系，频繁地展开家族往来，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新民俗活动，如组织家族聚会、联宗祭祖等。

    在走西口移民历史上，迁入地和祖籍地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使同族之间的联系发生中断或疏远，移民群体从心理上长期游离于地方民俗文化的边缘，缺乏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对于走西口移民来说，开展家族民俗活动是移民对地方文化意识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是移民基于边缘心理而选择的应对策略。以互助、婚丧、编谱等家族活动为契机，走西口移民与祖籍地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文化牵连，将多年来蒙汉民族民俗凝结的文化硕果传递回故土祖籍，同时把祖籍地新的文化输送到现在的家族生长地，从而形成蒙汉民族文化的良性互动。走西口移民群体在移居地与祖籍地间的家族文化交流，对于形成血缘认同、身份认同，促进蒙汉间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来源】

段有文.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家族民俗[J].文史知识,2023,(第9期).